全域旅游发布:风雨如磐写汗青 —— 忆我的爷爷卫广华


  

我的爷爷卫广华,1993年因病去世,转眼间他已离开我们12年了。12年来,爷爷的音容相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,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也常常回响在我的耳边。那面貌、那声音都活生生的,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。

自幼家境贫寒的爷爷早早便被迫为生计而奔波。他先后放牛、砍柴、种田、当学徒、卖铁货。旧社会非人的生活培养了爷爷勤劳、朴实、待人和善的性格,也使爷爷对旧社会充满仇恨。1932年济源共产党的创始人党继新、领导的原大寨起义,就发生在我的家乡。那里是济源最早的红色小苏区,受起义影响,一个小山村先后有十几个热血青年参加了革命。爷爷自幼就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,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为贫苦老百姓打天下的,是老姓的知心人、大救星。

1942年,太岳军区的罗保昌、老康、老王受组织委派到济源西北山区开展工作,当时就住在爷爷家。于是爷爷便像口渴遇到了甘泉,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道理,学习革命精神,受到革命教育的爷爷很快就在组织的安排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。他往解放区送粮,向组织汇报情况,他组织策反王战标一事在我的故乡被传为佳话,时至今日还有人传唱。

1947年,爷爷由卫斌超、徐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先后任自卫队分队长和农会主席、武委会主任等职,在艰苦的环境中,爷爷冒着生命危险同敌人开展英勇的斗争。至1949年,当年村里先后参加革命的十几个青年,只有爷爷和他的一个堂弟是幸存者。面对残酷的环境,爷爷依然不为所动,临危不惧,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,为党的革命工作做出了贡献。

1949年,爷爷响应组织号召,辞别家乡亲人,辞别妻儿家小,毅然南下。一路风餐露宿,于1949年9月到达福建柘荣。历任柘荣县公安局长、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、三明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、三明地委巡视团巡视员。我便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。

从我记事,爷爷给我的印象便是一个背影。人们常说,亲是隔代亲。但我的记忆中,爷爷没有抱过我一次,没有给我买过一次玩具,家仅仅像他吃饭睡觉的一个旅店,他每天总是急匆匆地吃饭,吃完饭又是急匆匆地去。于是每当他回来吃饭时,我们几个小孩就站在他旁边看,看他吃完饭,又马不停蹄地出门去工作,这时他连看一眼站在他身后眼巴巴望着他的长孙的时间都很少,所以爷爷出门时的背影在我的记忆里就最为深刻。那时我多么希望也像别的孩子一样让爷爷抱一下,但那些当年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却感受到了爷爷的和善。爷爷当年的通讯员陈家验回忆,爷爷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、爱护群众,同志们下乡回来,他嘘寒问暖,安排伙食,家属来探亲,他亲自下厨做面条、包饺子。一次陈家验的老父亲从乡下来看儿子,爷爷亲自为他做了蛋炒饭,在生活困难的解放初期,这碗蛋炒饭对一个乡下农民来说,无疑是最高的待遇,可是我们家无论是谁都没有过这种待遇。也正是爷爷关心群众、爱护干部,一心扑在工作上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使得爷爷在福建柘荣一带深受群众爱戴。至今提起爷爷做的三件事,即建第一座洋楼(公安大楼)、建第一座公厕、第一个种西红柿,柘荣的老百姓仍是津津乐道。

1971年爷爷离休后,因思念故乡,我们全家又从福建搬回河南,回到了雄伟壮丽的太行山,回到那个曾经养育了爷爷,当时仍然十分贫穷的小山村。看着解放几十年了但仍十分贫穷的乡亲们,爷爷被深深地刺痛了。他一回到故乡马上就投入改变家乡面貌的工作中,他看到村里周围的山上都光秃秃的,便号召大伙在山上栽树。由于爷爷在家乡威望很高,乡亲们都愿意听他的,于是房前屋后都很快栽上了树,三十年过去了,当年栽上的小树如今已给乡亲们带来了收益。

爷爷看到我们村里没有学校,孩子们上学都要步行几十里路到最近的勋掌村去上学,一心想要给村里建一所小学。他常常一个人步行几十里到公社去反映情况,争取组织的支持。几经波折,公社终于同意为建小学提供一部分资金,但资金缺口仍很大。爷爷就带领乡亲们节约开支,房墙是自己打的土坯墙,木材是自己上山砍的,当年已近60岁的爷爷也像年轻人一样上山背木料。在爷爷的感召下,乡亲们都无怨无悔地参加到劳动中来。经过努力,一所崭新的小学终于建成了,建成那天,许多乡亲都激动地掉下眼泪,多少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我便是在那所小学里读的书、识的字。如果没有那所学校,我也许也会像当时众多的孩子一样早早就辍学在家,一辈子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了。

当公社看到爷爷为群众、为集体不辞劳苦的工作作风,便做工作请他担任大队支书。爷爷为了在有生之年能更好地为家乡做点贡献,也为了培养一个健康的村领导班子,他不顾年高体弱,在家人的反对中当了几年村支书。在任村支书期间,爷爷常常被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。

无论是在工作岗位上,还是离休在家,爷爷都无时无刻不想着国家,想着集体,想着群众。他经常教育我要堂堂正正地做人,清清白白地做事。记得我8岁时的一天,一场大雨使得山沟里的沟沟坎坎都溢满了水,洪水顺着山沟滚了下来。我家后边有一块村集体的红薯地也被雨水冲毁,地里已经成熟的红薯有十几个被冲到了路边,我与邻居的小朋友便捡了准备拿回去烤来吃,恰巧被爷爷碰到,于是好一顿痛斥,他让我们抱着红薯送到生产队里交公。我虽然极不情愿,但也只好强吞了口唾沫,将红薯送到生产队。爷爷说那是集体的财产,我们不能侵占一丝一毫。

第二件事是爷爷有病住院以后,当时他因脑中风已经活动不太方便了,那天医院在走廊的黑板上写了一个公告,号召病人、医生都动手打扫卫生、清理环境。爷爷看到了公告,也不告诉我们,自己把病房收拾得干干净净,连玻璃也用嘴哈了气,擦得一尘不染。第二天医生带队来查房时,看到收拾得一尘不染的病房时,都笑了,原来全院只有爷爷的病房真正打扫了卫生。这件事充分反映了爷爷工作认真,组织让干啥就干啥,从不搞特殊的高尚品格。

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,爷爷想的仍是组织,他常给去看望他的大队干部讲村里谁家的纠纷该如何解决,谁家的儿子去当兵了,等他好了出院后一定要去看望。爷爷为国家、为集体、为群众做的一切,使得他在住院期间,前来看他的乡亲们络绎不绝。他去世后,十里八村的许多群众都自发地来为他送行,他们讲述着爷爷为他们做的好事,讲述爷爷带领他们搞建设的一件件事,泪眼婆娑。

爷爷从北到南,风风雨雨几十年,为党呕心沥血,为人民鞠躬尽瘁,他一生的功绩已为组织和群众肯定认同。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品格,将是我们永远受益的无价之宝。永远怀念我的爷爷。

摘自于《南征》一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济源干部南下福建纪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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